无耻之徒_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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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显得异常平静。
按照昨天说好的,今早我跟袁城一起去了趟看守所。这地方我来过太多回,已经是熟脸一张,到的时候所长不在,平常接待我的那个干部送出一张笑脸,要命的客气之下替我们安排好了会面。
这次会面,主要是袁城有话想问佟帅,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,却有点心不在焉:顾升真去了国外吗?或许他只是躲起来了而已,因为他知道,我一定会找他。现在他也找不到,王二宝也失了踪,林寒川那边我又不敢轻举妄动。一筹莫展。
佟帅状态良好,袁城提了些问题,我看见他俩嘴唇在动,却听不见任何声音。
突然手机震动起来,我掏出一瞧,竟是李刚打来的,我心里一动,知道有情况了,赶紧出门去接。
电话里这小子的声音也很兴奋,他说:老贾,有两件事。
我说:一件件来。
他说:我调去刑侦大队了,不用再疏通下水道替人爬阳台还有扶老人过马路了!
我说:恭喜啊,不过这些事你哪样干过?
他说:嘿嘿。晚上我请客,你一定得来!
我说:就这事啊?
他说:对了对了,还有一件:你不是让我帮查王二宝吗?用不着查了,他这次算完了。
我听见这名字,心下一抖,说怎么就完了?上回不也进去了一次,然后不又放了吗?
他说:这次性质不一样,我们所配合市局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,他是被抓了个当场的,基本上是活不了了。
我简直惊愕到愉悦,说:真就要死了?那他上面没牵出根什么线来吗?
李刚说:好像没有,不过更机密的只有专案组知道,我们属于配合警力,善善后,维持维持现场秩序,纯粹打酱油的。
我心里便没来由的轻出一块,想莫非是狗咬狗,内讧了?这便是天助我了,便问:晚上在哪?
他说:海月阁。
我心想:怎么这么晦气,昨天刚去过,今天又是。嘴上应着:一定到。
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,突然从后面拍我背:问完了,走吧。
我吓了一跳,说怎么这么快?
袁城问:几号开庭?
我说:下个月八号。
他沉思片刻,说时间不多了,赶紧走吧。
我说:去哪?
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,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,说:城管局。
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,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,纷纷扰扰,天空竟也有些黯淡。
42、城门开 ...
佟帅,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,1976年生人,现年二十八岁,育有两子,长子五岁,次子三岁。 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,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,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,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,临走时他爸叮嘱他:踏实做人。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,后纺织厂改制,佟帅应声下岗。
下岗时佟帅二十岁。 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(一只热水瓶,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,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,外加一床棉被)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,胡乱扔在了一旁。
有那么一刹那,佟帅忽然觉得,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,被胡乱丢在了一旁。
何晶,连水县何滩人,1976年4月生人,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,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,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。 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,何晶叫他二哥,其实隔得很远,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。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,念过大学,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,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,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。 那一年也是1993年。 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,始终同吃同住。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,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,说家乡的小麦熟了,又一年农忙到了,你也该回去了。
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,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,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,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,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。
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,慢慢下移。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,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,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,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。
1996年,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。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。距离《外来妹》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。 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。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。
次年二月,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,与此同时,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。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。 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,仅仅是谈论。 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,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,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,内心窃喜。 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。
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爱。
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,他浑身是汗,握着她的肩膀,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。他大声说:“我爱你!我今生今世只爱你!”
她突然感到害怕,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,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,反而挺起胸脯,她捂住他的嘴,制止他:“别这样,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,做作,虚伪!”
然后她听见电视机里似乎有人在歌唱:“一九七九年,那是一个春天……”
又似乎有人在慷慨激昂:“让我们一起张开怀抱,迎接香港回归,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!”
他忽然激动而疯狂地亲吻着她,他说:你看,香港都要回归了!是的,香港要回归了,然后是澳门,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强大。我们应该留在这里,留在城市里。
其实他并不知道,香港回归跟留在城市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直接联系,甚至他也完全没有主意,未来会变成什么样。
她望着天花板,突然觉得顶上那天也似乎开阔了许多,她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:我们应该留在这里。
就在他们近似迷惘的憧憬之间,一个新的时代,就此展开。
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变得更好,但每个人都在想,至少它不会变得更糟。
我和袁城回到律所,从事发地开始走起,一路走到城管局。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佟帅,想还原整个故事,这期间,竟突发了一种莫名的使命感。
事发当天是个周六,佟帅夫妇通常会选择在五点半出摊,九点收摊回家,睡上几个小时,然后准备准备,下午四点再次出摊。他们避开九点之后这段时间,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城管活动最为频繁。但是那一天他们选择了九点出摊,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个城管结婚,全天都是安全的。 于是他们选择放弃睡眠时间,为多挣一天钱。 大儿子佟乐已经因为钱的原因,第二次错过去上海参加美术培训的机会了。
出摊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,但仍旧比平时是要多一些的。 佟帅看了一眼四周围熟悉的建筑里,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进出出。 十年了,城市并没有变得更亲和更温暖,参天高楼披着一层玻璃外衣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,远远望去,好似一只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而坚硬的机械怪兽,它们在沉睡。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巨兽什么时候会醒来。
十年了,他依旧拿着一张暂住证,暂住在自己的祖国,暂住在这个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城市里。 因为没有户口,他的儿子只能去念子弟工小学。 但他们仍然是感谢城市的,因为城市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,因为城市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生存的角落,不管是大楼的阴影下,还是胡同的死角里。
佟帅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,何晶也是一样。十年前,年轻人以逃离的速度与姿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,他们脚步轻盈,欢快活泼,而十年后,他们又以衰老的腔调与节奏,冷静地眺望着远处自己的故乡,他们步履蹒跚——然而依旧快乐,快乐源于对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满足,源于这满足背后对城市宽容的感谢。
所以当城管踢翻了他的煤气罐,将他摁倒在地的时候,他仍然是感谢城市的。 然而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恨,只不过他恨的不是城市,而是这所谓城市的管理者。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管理城市的资格,在城市给了他一席生存之地的时候,这些自以为可以管理城市的人,违背了城市的意志。
当拳脚落在他身上的时候,他并没有产生任何极端的想法,他只是在想,让这一切快点过去。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,失去城市所给予的一切。
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和往常不同,他挨了打之后,这帮人并没有就此放过他,在错愕之中,佟帅被推搡着来到了面包车的侧门前。 他愣了几秒,仍然没有明白他们的意图。然后哗啦一声,车门被拉开,他被身后涌上的力量挤进了车厢里,死死的夹在其中,动弹不得。
面包车沿街开过,他从车窗里看见小贩们混迹在人群中立于马路两旁,他先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凯旋而归的战士,然后看见妻子跪倒在路旁,便丧气起来,想不过是个游街的囚犯罢了,后来他看见了我,心里又有了几分底气,甚至生出几丝得意。
这种得意一直持续到他被带到城管局。那帮人不能理解他的得意,理所当然的被激怒了,带头的那个将他推进一间办公室,然后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。
我是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骄傲,尽管我们并没有任何私人来往。 他从心底因为认识我而感到自豪,或许他从未沾我这个城里的大律师一丁点的光(甚至从来不肯多收我一分钱),然而仅仅是因为认识我,便使他有了底气,使他可以慢慢地站起来,站在了三个城管的面前,像每个人生来平等一样的站立着,平视着。
他说:我朋友是律师。
三个城管被他的愚蠢给逗乐了,他们当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能站起来,但他们希望他站起来,因为只有站起来,才为再次将他击倒提供了可能。 为首的那个右腿微曲,明显是在发力,然后他一跃而起,左脚蹬在了佟帅的胸口。年轻人再次倒了下去。
城管们再次控场。 剩余二人将跌坐在地的佟帅死死摁住,拳头如雨点落在他身上每一块有衣物遮挡的地方。 从看到我的那一刻所建立起的自尊完全销毁于这再起的拳脚之下,佟帅真真实实地感到了绝望。 他知道自己或许能熬过今天,但他也知道自己熬不过每一个相似的明天。 这是他第一次真真实实清清楚楚看见了未来,他脚下的路不再向前延伸,而是一点一点向内翻卷。
但是施暴者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反抗而表现出一丝的怜悯或是懈怠。 二十四岁的那个昨夜刚在麻将桌上输了一千块,这足以抵上他大半月的工资,而他的工资,每个月都拍在了房贷上,一分闲钱都拿不出。 平头的那个刚被女友抛弃,女人说,更想找一个刑警,她甚至绝情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粗俗丑陋的环卫工人,只不过手里拿的不是扫把,而是铁棍。 戴眼镜的那个也刚失恋,只不过形势略有不同:女友跟另外一个同事跑了,今天在风风光光地邀请全局同事举办婚礼。他当然是不会去的,但他也不甘于坐在家中顾影自怜,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受害者,理应得到发泄。
佟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,他否定了自己刚才的乐观想法,而是悲观的认识到,自己或许连今天都熬不过了。 他下意识地捂住裆部,捂住男人最重要的地方。他只有两只手,否则他可以挡住的更多。 但是裤袋里突起的硬物膈得他胳膊生疼,他知道对于挨打自己已经无法可想,大脑便转去思考那硬物究竟是什么。
按照昨天说好的,今早我跟袁城一起去了趟看守所。这地方我来过太多回,已经是熟脸一张,到的时候所长不在,平常接待我的那个干部送出一张笑脸,要命的客气之下替我们安排好了会面。
这次会面,主要是袁城有话想问佟帅,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,却有点心不在焉:顾升真去了国外吗?或许他只是躲起来了而已,因为他知道,我一定会找他。现在他也找不到,王二宝也失了踪,林寒川那边我又不敢轻举妄动。一筹莫展。
佟帅状态良好,袁城提了些问题,我看见他俩嘴唇在动,却听不见任何声音。
突然手机震动起来,我掏出一瞧,竟是李刚打来的,我心里一动,知道有情况了,赶紧出门去接。
电话里这小子的声音也很兴奋,他说:老贾,有两件事。
我说:一件件来。
他说:我调去刑侦大队了,不用再疏通下水道替人爬阳台还有扶老人过马路了!
我说:恭喜啊,不过这些事你哪样干过?
他说:嘿嘿。晚上我请客,你一定得来!
我说:就这事啊?
他说:对了对了,还有一件:你不是让我帮查王二宝吗?用不着查了,他这次算完了。
我听见这名字,心下一抖,说怎么就完了?上回不也进去了一次,然后不又放了吗?
他说:这次性质不一样,我们所配合市局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,他是被抓了个当场的,基本上是活不了了。
我简直惊愕到愉悦,说:真就要死了?那他上面没牵出根什么线来吗?
李刚说:好像没有,不过更机密的只有专案组知道,我们属于配合警力,善善后,维持维持现场秩序,纯粹打酱油的。
我心里便没来由的轻出一块,想莫非是狗咬狗,内讧了?这便是天助我了,便问:晚上在哪?
他说:海月阁。
我心想:怎么这么晦气,昨天刚去过,今天又是。嘴上应着:一定到。
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,突然从后面拍我背:问完了,走吧。
我吓了一跳,说怎么这么快?
袁城问:几号开庭?
我说:下个月八号。
他沉思片刻,说时间不多了,赶紧走吧。
我说:去哪?
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,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,说:城管局。
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,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,纷纷扰扰,天空竟也有些黯淡。
42、城门开 ...
佟帅,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,1976年生人,现年二十八岁,育有两子,长子五岁,次子三岁。 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,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,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,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,临走时他爸叮嘱他:踏实做人。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,后纺织厂改制,佟帅应声下岗。
下岗时佟帅二十岁。 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(一只热水瓶,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,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,外加一床棉被)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,胡乱扔在了一旁。
有那么一刹那,佟帅忽然觉得,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,被胡乱丢在了一旁。
何晶,连水县何滩人,1976年4月生人,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,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,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。 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,何晶叫他二哥,其实隔得很远,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。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,念过大学,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,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,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。 那一年也是1993年。 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,始终同吃同住。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,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,说家乡的小麦熟了,又一年农忙到了,你也该回去了。
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,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,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,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,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。
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,慢慢下移。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,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,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,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。
1996年,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。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。距离《外来妹》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。 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。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。
次年二月,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,与此同时,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。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。 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,仅仅是谈论。 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,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,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,内心窃喜。 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。
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爱。
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,他浑身是汗,握着她的肩膀,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。他大声说:“我爱你!我今生今世只爱你!”
她突然感到害怕,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,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,反而挺起胸脯,她捂住他的嘴,制止他:“别这样,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,做作,虚伪!”
然后她听见电视机里似乎有人在歌唱:“一九七九年,那是一个春天……”
又似乎有人在慷慨激昂:“让我们一起张开怀抱,迎接香港回归,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!”
他忽然激动而疯狂地亲吻着她,他说:你看,香港都要回归了!是的,香港要回归了,然后是澳门,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强大。我们应该留在这里,留在城市里。
其实他并不知道,香港回归跟留在城市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直接联系,甚至他也完全没有主意,未来会变成什么样。
她望着天花板,突然觉得顶上那天也似乎开阔了许多,她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:我们应该留在这里。
就在他们近似迷惘的憧憬之间,一个新的时代,就此展开。
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变得更好,但每个人都在想,至少它不会变得更糟。
我和袁城回到律所,从事发地开始走起,一路走到城管局。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佟帅,想还原整个故事,这期间,竟突发了一种莫名的使命感。
事发当天是个周六,佟帅夫妇通常会选择在五点半出摊,九点收摊回家,睡上几个小时,然后准备准备,下午四点再次出摊。他们避开九点之后这段时间,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城管活动最为频繁。但是那一天他们选择了九点出摊,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个城管结婚,全天都是安全的。 于是他们选择放弃睡眠时间,为多挣一天钱。 大儿子佟乐已经因为钱的原因,第二次错过去上海参加美术培训的机会了。
出摊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,但仍旧比平时是要多一些的。 佟帅看了一眼四周围熟悉的建筑里,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进出出。 十年了,城市并没有变得更亲和更温暖,参天高楼披着一层玻璃外衣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,远远望去,好似一只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而坚硬的机械怪兽,它们在沉睡。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巨兽什么时候会醒来。
十年了,他依旧拿着一张暂住证,暂住在自己的祖国,暂住在这个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城市里。 因为没有户口,他的儿子只能去念子弟工小学。 但他们仍然是感谢城市的,因为城市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,因为城市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生存的角落,不管是大楼的阴影下,还是胡同的死角里。
佟帅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,何晶也是一样。十年前,年轻人以逃离的速度与姿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,他们脚步轻盈,欢快活泼,而十年后,他们又以衰老的腔调与节奏,冷静地眺望着远处自己的故乡,他们步履蹒跚——然而依旧快乐,快乐源于对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满足,源于这满足背后对城市宽容的感谢。
所以当城管踢翻了他的煤气罐,将他摁倒在地的时候,他仍然是感谢城市的。 然而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恨,只不过他恨的不是城市,而是这所谓城市的管理者。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管理城市的资格,在城市给了他一席生存之地的时候,这些自以为可以管理城市的人,违背了城市的意志。
当拳脚落在他身上的时候,他并没有产生任何极端的想法,他只是在想,让这一切快点过去。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,失去城市所给予的一切。
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和往常不同,他挨了打之后,这帮人并没有就此放过他,在错愕之中,佟帅被推搡着来到了面包车的侧门前。 他愣了几秒,仍然没有明白他们的意图。然后哗啦一声,车门被拉开,他被身后涌上的力量挤进了车厢里,死死的夹在其中,动弹不得。
面包车沿街开过,他从车窗里看见小贩们混迹在人群中立于马路两旁,他先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凯旋而归的战士,然后看见妻子跪倒在路旁,便丧气起来,想不过是个游街的囚犯罢了,后来他看见了我,心里又有了几分底气,甚至生出几丝得意。
这种得意一直持续到他被带到城管局。那帮人不能理解他的得意,理所当然的被激怒了,带头的那个将他推进一间办公室,然后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。
我是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骄傲,尽管我们并没有任何私人来往。 他从心底因为认识我而感到自豪,或许他从未沾我这个城里的大律师一丁点的光(甚至从来不肯多收我一分钱),然而仅仅是因为认识我,便使他有了底气,使他可以慢慢地站起来,站在了三个城管的面前,像每个人生来平等一样的站立着,平视着。
他说:我朋友是律师。
三个城管被他的愚蠢给逗乐了,他们当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能站起来,但他们希望他站起来,因为只有站起来,才为再次将他击倒提供了可能。 为首的那个右腿微曲,明显是在发力,然后他一跃而起,左脚蹬在了佟帅的胸口。年轻人再次倒了下去。
城管们再次控场。 剩余二人将跌坐在地的佟帅死死摁住,拳头如雨点落在他身上每一块有衣物遮挡的地方。 从看到我的那一刻所建立起的自尊完全销毁于这再起的拳脚之下,佟帅真真实实地感到了绝望。 他知道自己或许能熬过今天,但他也知道自己熬不过每一个相似的明天。 这是他第一次真真实实清清楚楚看见了未来,他脚下的路不再向前延伸,而是一点一点向内翻卷。
但是施暴者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反抗而表现出一丝的怜悯或是懈怠。 二十四岁的那个昨夜刚在麻将桌上输了一千块,这足以抵上他大半月的工资,而他的工资,每个月都拍在了房贷上,一分闲钱都拿不出。 平头的那个刚被女友抛弃,女人说,更想找一个刑警,她甚至绝情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粗俗丑陋的环卫工人,只不过手里拿的不是扫把,而是铁棍。 戴眼镜的那个也刚失恋,只不过形势略有不同:女友跟另外一个同事跑了,今天在风风光光地邀请全局同事举办婚礼。他当然是不会去的,但他也不甘于坐在家中顾影自怜,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受害者,理应得到发泄。
佟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,他否定了自己刚才的乐观想法,而是悲观的认识到,自己或许连今天都熬不过了。 他下意识地捂住裆部,捂住男人最重要的地方。他只有两只手,否则他可以挡住的更多。 但是裤袋里突起的硬物膈得他胳膊生疼,他知道对于挨打自己已经无法可想,大脑便转去思考那硬物究竟是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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