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耻之徒_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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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说什么,摸着门边的开关打开了灯。却见满地狼藉,惨不忍睹。
左宁也吃了一惊,说这是怎么了?遭小偷了?
我悄悄地伸手去沙发后面摸了摸,还好,事先藏好的一把钢管还在。我把钢管抽出来握住,示意他不要做声,朝卧室走去。阳台门开着,窗帘随着微风起伏摆动,仍旧是满地物件,人却没有一个。我又分别检查了浴室厨房洗手间,确定人已经走了,才让左宁进来。
他说:看看丢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?
我蹲着细细翻了一阵,又去每样东西原本的位置站着想了很久,最后发现好像什么都没丢。
他又问我:要报警吗?
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:黄河。在海月阁那天,我似乎曾以手头有行贿证据威胁过他,其实那话是我随口说的,即使有,也不可能真的告诉他,这厮得蠢到什么地步才会上我家里来翻?
如果是他干的,那我没什么怕的,怕就怕他没这么蠢。进而又联想到之前发生的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,心中隐隐不安,便对左宁说:你那有地方住吗?
左宁想了想,说:奥体有套房子,刚装修完,味道挺大。
我说:不管了,就走吧。
他突然顿了顿,朝我笑:我现在对你还有点价值对吗?
这话说的我气闷,不知怎么回答,我说:对也不对,看你怎么想了。
他表情有点受伤,但很快便恢复过来,说不管了,走吧。
我突然觉得自己龌龊,可又没什么别的办法,这地方今晚待不得,一切都在暗处。接二连三失了许多靠山,我近来时有恐慌之感,总觉的有什么要到来,却又总是迟迟不来。
到了楼下,他正准备开车,我突然记起后备箱里有根电击棒,便让他等我会儿,只身去了车库。我想我即便在明处,也总需要一些镇得住场面的防身工具才行。结果到了车库,刚掀开后盖,后脑勺便猛地中了一击,整个人就这么翻进了后备箱里,迷迷糊糊中感觉有谁拿走了我手里的车钥匙,又将我整个塞了进去,之后眼前一黑,就失去了知觉。
46、灰故事 ...
我醒在一片黑暗之中。这使我更加恐慌,因为我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醒来了。我大概被扔在某个野外,脸贴着草根,扎的生疼。
我想摘下蒙住双眼的东西,但手腕近乎失去知觉,肩周酸痛不已,双手应该是被捆在身后,且有一段时间了。我艰难地站立起来,发现双腿仍然是自由的,便小心翼翼地用脚尖去试探周围的每一寸土地,确认安全了,便踩实了,再进行下一步。
此刻唯一可以有效指导我的,只剩下听觉,我觉得自己成了个瞎子,屏气凝神警惕四周围的一切,若有风吹草动,立马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,然而一刻钟过去了,身边有的也仅仅是风吹草儿动罢了。
我不知自己走到了哪里,也不知道自己走着一条什么样的路,一切都在黑暗中,是切切实实的黑暗,什么都看不见,双手也被紧缚着,唯剩一双腿,还能迈开步子,还能向某个方向走下去。
我突然有点醍醐灌顶。
这不正是我生活的状态吗?
然而,我也曾经有过一段近乎要彻底推翻的日子。
那是三十岁生日的时候,我一个人去了趟日本,没有跟团,自由行。我关掉手机,也没带手提,甚至不懂一点日语,买了机票从冲绳登陆,横穿九州,走遍了大阪,神户,京都,继而又东行,逛了名古屋,游了长野,去了东京,接着再北上,直捣北海道,问候札幌。
那趟旅行完全是囫囵吞枣,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我逗留超过一天,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空间移动上。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独自旅行,整个过程耗时有大半个月,我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,彻底地放弃了发声这个官能,实在需要交流的时候也是打着手势,用纸笔告知对方我的需求。
三十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,它告诉你,你的人生某个阶段已经结束了。你却依然恍惚。虽然你在十多岁、二十多岁的时候总是遥想,到了这个年纪,应该能够看清楚很多曾经模糊的东西。但你仍旧恍惚。有那么多待完成而未完成的东西摆在那里,但你终于知道,它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完成了。你有那么多的无奈,心智也尚未成熟,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的毛病并没有离开你,可以用的借口却一下子少了大半。
你长久地追求着利益,或者说稳定而体面的生活,在你没有察觉的关头失去了一项一项的原则。你并不是没有察觉自己的堕落,或者说妥协,但你说服自己要先积累,经验和金钱,是你的资本,当然话语权也是一样。这是作为一个聪明人的你,想到的最聪明的办法。
你见过许多冤案错案,权利被侵犯,自由被剥夺,不是许多,每天都在上演。但你没有站出来,你甚至助纣为虐。困惑吗?害怕吗?后悔吗?一开始当然。你被人责骂时,不会感到痛苦,只有在被自己的良心拷问时,才痛不欲生。你想,道德是个负担,良心又有何用,但它们是上天给你的,它们时刻在拖累你。
你当然没有真正地改变了是非观。你也当然知道什么是善,什么是恶,你辨得清黑白,但你没有做什么。你看见你的同行,他们有人跪着生,有人站着死,你如何选择?你不是青春期的少年,你心里从来就有选择。
但你是聪明人,你有办法,你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积累,积累资本和话语权。等你有了资本,有了话语权,你可以将一切推翻,可以体面地站着生活,你可以对抗那些你曾无法对抗的黑暗,帮助那些你曾无数次想帮助,却无法动手实施的人和事。
所以你需要时间,需要等待,所以你正在作的一切恶都有了可以归责的源头,于是你才可以不用活在良心的拷问下,不为道德的审判而感到忧心忡忡。
然后事情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你开始喜欢别人骂你,用道德来审判你,因为只有你心里知道:那个远大的目标,这个积累的过程。你甚至有种忍辱负重的快感,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。
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,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。
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,出去转一圈回来,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。天黑得很早,月亮半隐半现。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,但又或许只是错觉。
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,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。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,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,那日游客并不很多,池中只我与他。老人主动与我交谈,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,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,连中文都说不出,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,像极了一个聋哑人。
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,向我道歉,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。我又羞又愧,恨不能找地缝钻了,好缓解此刻之糗,好在功能只是丧失,过了几分钟,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。泡完温泉,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。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,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。本是背了太多东西,才出来旅行,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,整个人都清朗、通达起来。便应了邀,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,彻底地清净开去。
酒是本地烧酒,度数不高,入口也不刺激,日本人不劝酒,全凭酒兴,多也可少也可,你若不喝,他自酌也得其乐。那是头一回,酒精入口,我竟有了“细品”的体验。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,都是不曾有过的。
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,话也多了起来,动作也不受控制,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。我跟他说了很多,我的工作,现状,生活,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、近乎死守的秘密,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。
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,而是这个场合,这个氛围,让我无所顾忌。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,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,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。
他问我:“贾桑,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,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,想做好事吗?”
我说:“对,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,这不是诡辩,我不需要向你诡辩,因为你也不认识我,没那个必要。”
他点点头,抿了一口酒:“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,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。”
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,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,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。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。
三十岁。是的,我想我该行动了。
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,十六大在京召开,领导人正式更迭,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,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,倏然不惊。
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,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,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。我忽而兴奋,忽而忐忑,跌宕中意识到,这便是人生的转折,一切的转机,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。
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,放下行李,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,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。
那时候我有个男友,叫海东青,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,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,我亦毫无动摇。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,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,强奸我,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,一刹那我终于崩溃,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,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,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。
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。
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,身边是风声,呼啸着,鞭笞着。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,过去不曾有,将来也不会有。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。我想我不是可疑的,是确凿的。我只求全身而退,又不免蠢蠢欲动,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,研磨着。
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,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,或是人声,但这一切都是徒劳,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,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。更可恶的是,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,观察着我,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,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。
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,索性停下了脚步,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,接着又大声呼喊,咒骂。
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,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,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,是能动,还是不能动。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,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。
然而我一趟下,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,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,我大声的咳嗽,拼命地呼吸,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,绝不求饶。不知过了多久,施暴停止了。我便站起来,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。一旦我停下来,拳脚便立刻上来,使我无法停顿休息,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,我终于失去了平衡,栽进了一条河里。几乎没有办法挣扎,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,异物感,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,一切都很静,又喧哗不息。
突然一刹那,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,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,我拼命地蹬腿,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,身体却越沉越深。
不知沉了多久,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,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,将我连根拔起,离开水面那一刻,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。
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,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,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,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:“不要动,动就弄死你。”
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,既然我已经死了,便不能再跪。我不会再跪。
“这疯子。”有人骂道,“老子一枪毙了你。”
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,然后被打翻在地,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,我说:“快点,快让我死得透一点。”
他们哄笑着,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,我却毫无知觉,重复着站起来,再跌下去,仿佛永无尽头,似乎永不可解。
左宁也吃了一惊,说这是怎么了?遭小偷了?
我悄悄地伸手去沙发后面摸了摸,还好,事先藏好的一把钢管还在。我把钢管抽出来握住,示意他不要做声,朝卧室走去。阳台门开着,窗帘随着微风起伏摆动,仍旧是满地物件,人却没有一个。我又分别检查了浴室厨房洗手间,确定人已经走了,才让左宁进来。
他说:看看丢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?
我蹲着细细翻了一阵,又去每样东西原本的位置站着想了很久,最后发现好像什么都没丢。
他又问我:要报警吗?
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:黄河。在海月阁那天,我似乎曾以手头有行贿证据威胁过他,其实那话是我随口说的,即使有,也不可能真的告诉他,这厮得蠢到什么地步才会上我家里来翻?
如果是他干的,那我没什么怕的,怕就怕他没这么蠢。进而又联想到之前发生的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,心中隐隐不安,便对左宁说:你那有地方住吗?
左宁想了想,说:奥体有套房子,刚装修完,味道挺大。
我说:不管了,就走吧。
他突然顿了顿,朝我笑:我现在对你还有点价值对吗?
这话说的我气闷,不知怎么回答,我说:对也不对,看你怎么想了。
他表情有点受伤,但很快便恢复过来,说不管了,走吧。
我突然觉得自己龌龊,可又没什么别的办法,这地方今晚待不得,一切都在暗处。接二连三失了许多靠山,我近来时有恐慌之感,总觉的有什么要到来,却又总是迟迟不来。
到了楼下,他正准备开车,我突然记起后备箱里有根电击棒,便让他等我会儿,只身去了车库。我想我即便在明处,也总需要一些镇得住场面的防身工具才行。结果到了车库,刚掀开后盖,后脑勺便猛地中了一击,整个人就这么翻进了后备箱里,迷迷糊糊中感觉有谁拿走了我手里的车钥匙,又将我整个塞了进去,之后眼前一黑,就失去了知觉。
46、灰故事 ...
我醒在一片黑暗之中。这使我更加恐慌,因为我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醒来了。我大概被扔在某个野外,脸贴着草根,扎的生疼。
我想摘下蒙住双眼的东西,但手腕近乎失去知觉,肩周酸痛不已,双手应该是被捆在身后,且有一段时间了。我艰难地站立起来,发现双腿仍然是自由的,便小心翼翼地用脚尖去试探周围的每一寸土地,确认安全了,便踩实了,再进行下一步。
此刻唯一可以有效指导我的,只剩下听觉,我觉得自己成了个瞎子,屏气凝神警惕四周围的一切,若有风吹草动,立马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,然而一刻钟过去了,身边有的也仅仅是风吹草儿动罢了。
我不知自己走到了哪里,也不知道自己走着一条什么样的路,一切都在黑暗中,是切切实实的黑暗,什么都看不见,双手也被紧缚着,唯剩一双腿,还能迈开步子,还能向某个方向走下去。
我突然有点醍醐灌顶。
这不正是我生活的状态吗?
然而,我也曾经有过一段近乎要彻底推翻的日子。
那是三十岁生日的时候,我一个人去了趟日本,没有跟团,自由行。我关掉手机,也没带手提,甚至不懂一点日语,买了机票从冲绳登陆,横穿九州,走遍了大阪,神户,京都,继而又东行,逛了名古屋,游了长野,去了东京,接着再北上,直捣北海道,问候札幌。
那趟旅行完全是囫囵吞枣,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我逗留超过一天,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空间移动上。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独自旅行,整个过程耗时有大半个月,我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,彻底地放弃了发声这个官能,实在需要交流的时候也是打着手势,用纸笔告知对方我的需求。
三十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,它告诉你,你的人生某个阶段已经结束了。你却依然恍惚。虽然你在十多岁、二十多岁的时候总是遥想,到了这个年纪,应该能够看清楚很多曾经模糊的东西。但你仍旧恍惚。有那么多待完成而未完成的东西摆在那里,但你终于知道,它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完成了。你有那么多的无奈,心智也尚未成熟,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的毛病并没有离开你,可以用的借口却一下子少了大半。
你长久地追求着利益,或者说稳定而体面的生活,在你没有察觉的关头失去了一项一项的原则。你并不是没有察觉自己的堕落,或者说妥协,但你说服自己要先积累,经验和金钱,是你的资本,当然话语权也是一样。这是作为一个聪明人的你,想到的最聪明的办法。
你见过许多冤案错案,权利被侵犯,自由被剥夺,不是许多,每天都在上演。但你没有站出来,你甚至助纣为虐。困惑吗?害怕吗?后悔吗?一开始当然。你被人责骂时,不会感到痛苦,只有在被自己的良心拷问时,才痛不欲生。你想,道德是个负担,良心又有何用,但它们是上天给你的,它们时刻在拖累你。
你当然没有真正地改变了是非观。你也当然知道什么是善,什么是恶,你辨得清黑白,但你没有做什么。你看见你的同行,他们有人跪着生,有人站着死,你如何选择?你不是青春期的少年,你心里从来就有选择。
但你是聪明人,你有办法,你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积累,积累资本和话语权。等你有了资本,有了话语权,你可以将一切推翻,可以体面地站着生活,你可以对抗那些你曾无法对抗的黑暗,帮助那些你曾无数次想帮助,却无法动手实施的人和事。
所以你需要时间,需要等待,所以你正在作的一切恶都有了可以归责的源头,于是你才可以不用活在良心的拷问下,不为道德的审判而感到忧心忡忡。
然后事情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你开始喜欢别人骂你,用道德来审判你,因为只有你心里知道:那个远大的目标,这个积累的过程。你甚至有种忍辱负重的快感,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。
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,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。
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,出去转一圈回来,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。天黑得很早,月亮半隐半现。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,但又或许只是错觉。
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,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。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,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,那日游客并不很多,池中只我与他。老人主动与我交谈,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,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,连中文都说不出,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,像极了一个聋哑人。
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,向我道歉,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。我又羞又愧,恨不能找地缝钻了,好缓解此刻之糗,好在功能只是丧失,过了几分钟,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。泡完温泉,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。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,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。本是背了太多东西,才出来旅行,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,整个人都清朗、通达起来。便应了邀,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,彻底地清净开去。
酒是本地烧酒,度数不高,入口也不刺激,日本人不劝酒,全凭酒兴,多也可少也可,你若不喝,他自酌也得其乐。那是头一回,酒精入口,我竟有了“细品”的体验。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,都是不曾有过的。
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,话也多了起来,动作也不受控制,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。我跟他说了很多,我的工作,现状,生活,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、近乎死守的秘密,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。
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,而是这个场合,这个氛围,让我无所顾忌。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,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,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。
他问我:“贾桑,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,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,想做好事吗?”
我说:“对,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,这不是诡辩,我不需要向你诡辩,因为你也不认识我,没那个必要。”
他点点头,抿了一口酒:“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,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。”
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,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,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。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。
三十岁。是的,我想我该行动了。
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,十六大在京召开,领导人正式更迭,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,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,倏然不惊。
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,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,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。我忽而兴奋,忽而忐忑,跌宕中意识到,这便是人生的转折,一切的转机,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。
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,放下行李,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,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。
那时候我有个男友,叫海东青,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,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,我亦毫无动摇。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,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,强奸我,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,一刹那我终于崩溃,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,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,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。
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。
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,身边是风声,呼啸着,鞭笞着。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,过去不曾有,将来也不会有。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。我想我不是可疑的,是确凿的。我只求全身而退,又不免蠢蠢欲动,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,研磨着。
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,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,或是人声,但这一切都是徒劳,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,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。更可恶的是,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,观察着我,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,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。
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,索性停下了脚步,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,接着又大声呼喊,咒骂。
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,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,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,是能动,还是不能动。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,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。
然而我一趟下,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,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,我大声的咳嗽,拼命地呼吸,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,绝不求饶。不知过了多久,施暴停止了。我便站起来,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。一旦我停下来,拳脚便立刻上来,使我无法停顿休息,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,我终于失去了平衡,栽进了一条河里。几乎没有办法挣扎,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,异物感,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,一切都很静,又喧哗不息。
突然一刹那,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,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,我拼命地蹬腿,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,身体却越沉越深。
不知沉了多久,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,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,将我连根拔起,离开水面那一刻,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。
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,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,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,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:“不要动,动就弄死你。”
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,既然我已经死了,便不能再跪。我不会再跪。
“这疯子。”有人骂道,“老子一枪毙了你。”
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,然后被打翻在地,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,我说:“快点,快让我死得透一点。”
他们哄笑着,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,我却毫无知觉,重复着站起来,再跌下去,仿佛永无尽头,似乎永不可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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